生態治理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或者說生態理性與經濟理性的關系，并不是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對立關系，而是既對立又統一的辯證關系。堅持綠色發展理念，把握生態治理與經濟發展的辯證關系，有助于促進兩者在辯證互動中實現雙贏的價值目標。

生態治理與經濟發展決不是截然對立的關系

如果將生態治理與經濟發展截然對立，那么兩者就成了一個解不開的死結，要么以犧牲生態環境和子孫后代利益為代價，推動經濟快速增長；要么拿生態治理作口實，以經濟停滯和不發展為代價，實現環境優化之目的。

在理論和實踐中，盲目地將生態治理與經濟發展對立起來，就會出現經濟發展必然會導致資源環境承載力下降的環境污染的“代價論”和生態治理必然會影響經濟發展的“包袱論”兩大誤區。

破除“經濟發展代價論”誤區

端正生態治理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首先要破除“經濟發展代價論”的誤區。這種認識論的誤區是經濟發展意味著向自然界宣戰，要向自然界大肆索取，從自然界獲取所需要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從而一定要以資源環境承載力的下降為條件和基礎，經濟發展特別是工業經濟發展的結果，一定會產生環境污染，經濟越發展，生態越退化，環境污染越嚴重，而這就是經濟發展必然要付出的沉重代價。因此，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中國也注定要走，似乎成為一條后發國家無法回避的現代化發展路徑。

經濟發展必然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認識錯誤在于，一方面，將傳統粗放型、污染型的經濟發展方式當作促進經濟增長的動力，忽視經濟轉型升級帶來的綠色增長和綠色發展；另一方面，不注重源頭型的環境治理，而將“先污染后治理”當作必然規律，認為經濟發展的環境污染代價是天經地義。

事實上，我們已經為一味追求經濟發展而忽視生態治理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而且這種代價已經到了快要付不起的地步。當前，我國為經濟增長向自然界的索取已經到了自然資源可供給能力難以承擔的地步。我國污染物的排放總量也已經遠遠超過了生態環境的自凈能力，若不斷然采取措施，破壞還會繼續增加。環境污染已成為中國社會不可承受之重，因人與自然關系緊張導致的生態矛盾，正以壓倒一切矛盾的嚴重態勢呈現出來，有些長期污染對人民健康造成的損害已從隱性轉變為顯性。環境污染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蠶食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的成果。類似于發達國家“先污染”時的“寬松”外部條件已不復存在。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們面臨著嚴重的生態治理問題與經濟發展的壓力。無論從污染現狀和趨勢、公眾需求和健康壓力來看，還是從資源供給能力與發展成本、環境恢復的速度和程度、國際社會約束等方面來分析，我們都不應重蹈發達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轍，況且有一些污染根本就無法治理好，因為其具有不可還原性。此外，中國今天并不具備“先污染后治理”需要的巨額資本和時空條件。

破除“生態治理包袱論”誤區

端正生態治理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其次要破除“生態治理包袱論”的誤區。這種認識論的誤區認為生態治理是花錢賠本的買賣，生態治理投入多、產出小，投入與產出不成比例，生態治理看不到什么顯性經濟效益，生態治理是一個不堪重負的包袱，越是注重生態治理，越是要拖累經濟發展?；谶@種認識誤區，許多人就自然而然產生了生態治理“入不敷出”的想法，在生態治理的投入上縮手縮腳，生怕影響經濟發展。

“生態治理包袱論”的認識論完全是錯誤的。生態治理并不建立在影響和犧牲經濟發展的前提基礎上，生態治理并不意味著不謀求經濟發展。事實上，生態治理會催生出一大批拉動經濟發展的生態產業，形成富有生命力和競爭力的新經濟增長點。生態治理衍生的綠色產業可以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應該用培育綠色經濟增長點的眼光看待生態治理，將其作為促進綠色產業發展的新引擎，帶動經濟發展。生態環境是人類社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是可以作為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原始始基的東西。同時生態文明也是構成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社會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自然基礎。人類只有在推進生態治理和建設好生態文明的前提下，才能實現生產力高度發展和社會財富極大豐富，推動物質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共同進步，達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目標，促進社會整體全面進步。

破除“經濟發展代價論”和“生態治理包袱論”的誤區，有助于牢固確立經濟理性與生態理性相得益彰、人類與自然界共生共存共贏的理念，實現生態治理與經濟發展的協調平衡進步，推動經濟發展由單純追求經濟目標向追求“經濟—生態耦合互動”雙重目標轉變；促進社會物質生產方式向生態化發展，實現有害非綠色環境技術向無害綠色環境技術轉變，推動綠色工業、綠色農業、綠色服務業發展，邁進人與自然和諧的充滿綠色意蘊的生態文明新時代。

綠色發展理念蘊涵生態治理與經濟發展的辯證關系

綠色發展理念正確詮釋了生態治理與經濟發展的辯證關系。如果說“綠色”更加凸顯生態治理價值，而“發展”更加突出經濟增長價值的話，那么將綠色發展作為一個價值定位、價值判斷和價值追求，則為協調生態治理與經濟發展的辯證關系提供了科學的價值觀指導。

綠色發展理念蘊涵著生態治理與經濟發展的辯證關系，突出表現為生態治理與經濟發展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和互為因果的“互動關系”。生態治理在帶動經濟發展方面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經濟活動的正常運轉必須從生態環境中獲取資源，使之成為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綠色發展所達到的綠色經濟增長的過程，就是將自然資源轉變為產品促進經濟發展的過程，也是努力避免在生產過程中自然資源變成垃圾，導致生態環境污染破壞，制約經濟發展的過程。綠色發展將生態理性與經濟理性有機地結合起來，使經濟發展促進生態環境優化。只有堅持綠色發展，才能壯大經濟實力，改善和增強物質基礎。依靠強大的人力、財力、技術等要素投入，將極大地助推生態環境保護，進一步增強生態環境的耐受力和穩定性，促成經濟發展和生態承載力之間的平衡，達到可持續發展目的。要解決資源供給能力的有限性與經濟發展資源需求的無限性之間的矛盾，“綠色”與“發展”就不容割裂開來，只有兩者不可偏廢，才能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意味著經濟發展不能只管當代人的利益，忽視代際發展。人類發展的歷史就是生產力發展和社會財富積累的歷史，尤其在進入近代工業社會以后，生產力和財富的發展進入了“快車道”。然而，在經濟繁榮的背后，人們往往過多的重視經濟發展而忽視生態治理和環境保護。環境的惡化不僅威脅著當代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而且也將危及后代人的生存和發展。環境和資源問題使人類代際關系處于一種緊張狀態，代際公平問題日益呈現，而且在傳統社會基本上不可能發生的價值觀的代際分化亦愈來愈明顯和深刻。倫理學家羅爾斯很早就告誡人們，當代人有責任讓子孫后代能夠生活在優美的自然環境之中。環境污染、生態惡化、資源短缺等生態環境問題具有滯后性、累積性等特點，其后果往往要經過幾代人才能反映出來，而這種不可逆性的后果又損害了后來人的權益，因此，人類要事先盡最大的可能來充分估計自身行為的后果，才能說是對后代負責。我國需要確定合理的發展速度和發展目標，在生態治理與經濟發展之間作出最佳戰略選擇，明確在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保持適度的經濟增長率，兼顧生態環境，使經濟增長速度有基本的數量界限，使生態環境、自然資源在規劃清晰、充分利用的前提下得到最大利用，以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隨著我國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環境壓力持續增加，生態環境問題已經在眾多問題中越來越醒目地顯示出來，協調經濟發展與生態優化之間關系的難度也會越來越大，人民群眾改善環境的迫切性與環境治理長期性的矛盾也會更加尖銳。只有以最小的經濟社會成本保護和利用資源、環境，實現經濟發展速度與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實現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加快走上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可循環的低碳高效發展的軌道，才能把生態問題引發的社會矛盾減少到最低限度，構建生態安全系數高的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人口均衡型和生態健康安全保障型社會，從而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良好的生態環境支持。

邁向生態治理與經濟發展辯證統一之路

邁向生態治理與經濟發展辯證統一之路是一個系統工程，牽涉理念變革、制度設計、技術選擇和文化創新等諸多方面。

理念變革是先導

破除生態治理與經濟發展截然對立起來的誤區，樹立生態治理與經濟發展互動雙贏的發展理念，在當前尤為重要。要摒除以GDP為導向的錯誤觀念，強調“生態—經濟耦合互動型”的綠色增長。為此，必須徹底轉變價值取向，牢固確立“人—自然—社會”的整體價值觀和整體生態經濟觀，自覺遵循經濟發展規律和自然發展規律，提高環境保護工作水平，為新的發展騰出生態環境容量和空間。應充分認識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并不是以GDP為中心，不能將GDP作為所有指標體系的向導。要確立綠色GDP理念，在經濟發展中計算生態成本，將注重經濟GDP指標與重視環境指標、資源指標、健康指標等緊密地結合起來，把經濟增長數量和質量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既要毫不動搖地堅持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也要把生態治理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堅持綠色發展的理念，既不能以犧牲環境的沉重代價來換取短暫的經濟快速增長，也不能放松懈怠經濟的發展進行消極片面的生態治理，而是要尋找用最小的環境成本獲得最大的發展效益的綠色發展方略，開創經濟健康穩定發展、生態環境持續改善的良好格局。

制度設計是關鍵

破除生態治理與經濟發展截然對立起來的誤區，需要加強制度設計，以制度的規范性、法治性和嚴肅剛性的力量，推動生態治理與經濟發展互動雙贏的發展理念落實到實踐中。制度設計對于促進生態治理和經濟發展雙贏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和長期性的保障作用。從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社會秩序理論到哈丁的生態產權理論，再到諾貝爾獎獲得者埃莉諾•奧斯特羅姆關于生態環境治理上的制度激勵理論，盡管內容多樣，但是都突出了生態治理與經濟發展問題上的制度設計的價值。在生態治理與經濟發展關系上，有效的制度設計包括：嚴格的法律條文、科學的規劃、有效的監督管理、完善的環?？萍颊摺諏嵉目萍奸_發和科技創新措施、主動積極的政府管理環境的職能，這都是推動生態治理和經濟發展的制度保障。為此，要按照黨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生態文明體制機制改革的精神，建立科學合理的政策法規保障經濟與生態同構，完善考核問責制、工作參與等一系列制度保證。

技術選擇是保障

破除生態治理與經濟發展截然對立的誤區，必須推進產業優化，大力發展綠色科技，以綠色生產力促進生態治理與經濟發展協調平衡。在尋求生態治理與經濟發展平衡的過程中，綠色產業作為實現環境保護和綠色增長的雙重目標的最佳選擇應運而生。它摒除了傳統產業中忽視生態效益、一味追求經濟效益的落后工程技術和生產方式，將經濟發展建立在生態環境容量和資源承載力的約束之下。這是一種將環境保護和生態優化作為實現可持續發展重要支柱的新型綠色發展模式，體現了促進經濟發展和生態優化的綠色生產力的本質要求。生態產業既表現為生產出生態產品的一系列新興產業，也表現為將生態工程技術應用于傳統產業中，促進傳統產業生態化的一些產業。生態產業有生態農業、生態工業以及生態服務業等眾多類型。生態產業的大力發展，將極大地促進產業綠色化和生態化，推動著綠色科技和綠色生產力的發展。在綠色產業優化的過程中，要通過綠色科技作用于土地、河流、森林、草原、野生動植物、微生物、礦物這些生產力的物質源泉之上，形成并發展綠色生產力，實現生態治理與經濟發展的共贏。

文化創新是靈魂

破除生態治理與經濟發展截然對立的誤區，必須進行一場深刻的文化變革，以文化的力量確保理念的先進性和對制度的嚴格遵循，以及對技術的正確選擇。雖然制度、技術、管理對生態治理和經濟發展很重要，但如何進行制度設計和遵循制度，如何進行技術創新和應用技術，以及如何進行科學的生態治理，都受文化的支配和影響。在制度與文化的關系上，雖然制度決定文化，但是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化是制度之母，文化對制度又有能動的反作用。生態問題從最根本上說是文化問題，生態危機折射出文化危機和人性危機。只有牢固確立生態文化價值觀和生態倫理觀，才能自覺地協調好功利與倫理的關系、近期利益和長期利益的關系、當代人利益和后代人利益的關系，自覺選擇綠色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將破空中霾與破心中霾緊密地結合起來，使自然的藍天白云和心靈的純潔安寧交相輝映。

【本文作者分別為蘇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綠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蘇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綠色發展研究中心秘書長;本文系2015年度江蘇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重大項目暨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四個全面’和‘強富美高’新江蘇建設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批準號：2015YZD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