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2012年雙邊FTA“輪軸”戰略階段。在積累了一定FTA經驗后，韓國政府于2004年提出“FTA路線圖”，為擺脫在FTA競爭中起步較晚的不利地位，試圖同時推進多個FTA談判并建設高水平的一攬子自貿協定，除和新加坡、墨西哥、加拿大等國進行自貿談判外，還著手和美國、歐盟、中國等大型經濟體簽訂雙邊FTA，設想成為FTA輪軸國。FTA的輪軸—輻條結構，即一國與多國簽訂雙邊FTA，而多國之間沒有簽訂，則該國可稱為輪軸，而其他國家稱為輻條。一國成為FTA輪軸國可以帶來諸多好處，經濟上有助于吸引外國直接投資資金，提升國際市場競爭力。輪軸國商品在任一輻條國市場享有政策優勢，而這是輻條國所不具備的，也正是由于輪軸國成為可通往所有輻條國市場的通道，加上原產地規則的限制，為該國吸引了大量外國投資資金。同時在政治上小國作為輪軸國可以為其在國際貿易政治中獲得更高的地位，增加其與大國討價還價的籌碼，世界銀行研究表明小國可借此在國際關系中獲得更具優勢的位置，其代表亦有機會被選舉進入國際組織中的關鍵位置任職。⑤這一時期韓國FTA戰略最顯著的成果是分別于2005年、2006年、2007年與東盟、歐盟、美國等大型經濟體達成自貿協定，顯著增強了韓國的輪軸國地位，韓國希望以此成為連接歐洲、北美、東亞的樞紐。通過積極的FTA戰略，韓國也成為東亞地區經濟一體化、貿易自由化的一個有力推手，為其外向型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國際經濟環境。韓國積極的FTA戰略有力地推動了FTA在亞太地區的擴散，形成了所謂的競爭性地區主義。如在韓美FTA簽訂后，中國隨即表示愿意與韓國建立FTA，當韓國在2012年宣布與中國開始FTA談判之后，日本也馬上表示愿意開啟中日韓FTA談判，這又刺激了東盟對RCEP采取更加積極的姿態。⑥

2013年以來的區域FTA“關鍵角色”戰略階段。在國際上，隨著中國實力的快速崛起，美國實行亞太再平衡戰略以護持霸權，2010年美國加入并開始主導由新加坡、文萊、新西蘭、智利初創的TPP談判，試圖穩固其在東亞地區的地位，避免東亞成為一支獨立的經濟力量，并掌握21世紀新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權。東盟擔憂東亞一體化主導權旁落，在中國的支持下提出與TPP相對的RCEP。美國在加入TPP后曾多次敦促韓國加入談判，但韓國認為已與包括美國在內的7個TPP成員國達成FTA，并且還有4個國家正在進行談判，再加入TPP對其收益不大，所以重點放在積極推進韓中FTA上。但2013年日本宣布加入TPP談判，由于韓日兩國出口貿易結構的競爭性，為避免日本擠占市場份額，韓國改變了對TPP談判的態度，也促使韓國的雙邊FTA“輪軸”戰略開始向區域FTA“關鍵角色”戰略轉變。此時的韓國已經不再滿足只關注自身經濟發展，亦開始謀求國際政治影響力，其FTA輪軸國的位置也使其成為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于是韓國在2013年的“新貿易路線圖”中明確提出要利用其現有FTA網絡領導亞太區域一體化，具體來說就是在韓美FTA和韓中FTA基礎上，扮演連接美國主導的TPP與中國主導的RCEP的關鍵角色，進而在區域一體化中發揮主導作用。韓國的FTA輪軸地位提高了其與大國討價還價的能力，使其可以獨立于大國羈絆，不必倒向任何一方，可按照自身利益進行推動東亞一體化進程。同時和美國、中國簽訂FTA協議，使其可以成為雙方的調節者，增加其在TPP或RCEP談判中的籌碼，有觀點就認為，由于韓中FTA的存在，韓國加入TPP將成為中國加入的鋪路石。⑦   對外經濟戰略中的國內政策支持   無論是出口導向戰略還是FTA戰略，韓國對外經濟戰略的順利展開都離不開國內政策的支持。具體來看，包括三個方面：

第一，在實施出口導向戰略過程中，政府根據國際分工結構的新變化，制定產業發展政策計劃，引導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有助于及時適應新的國際分工發展。韓國從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到發展重化工業再到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僅僅經歷了10余年時間，如果沒有政府產業政策的引導，單單依靠市場來推動產業升級，將會錯失國際分工調整的戰略機遇期。而韓國產業政策的成功得益于經濟企劃院、財政部和商工部等三個政府機構，類似于日本的通商產業省。其中經濟企劃院，是總攬全局的計劃部門，控制財政預算，管理價格，對國家經濟進行統計，此外還控制著來自外國的貸款、援助、投資和技術轉移。財政部對內負責稅收評估和收集，以政府國有的形式控制國內金融機構，對外負債管理外匯、關稅的收集和評估。商工部負責促進出口、控制產業發展計劃、投資申請、項目和企業的命名、貿易配額、數量控制、產業協會和一些附屬于政府的組織。⑧